这位兴化籍大科学家列入美国名人录

千垛酒鬼

张鸿吉 (1910-2006)，号迪生，出身于兴化书香门第，故居在城内西大街张老娘巷。张鸿吉的父亲张惟一(1885-1947)，号道中，早先入读文正书院为优等生，后考入扬州两淮师范学堂，因学业优异，尚未毕业就被聘为本校教员，不久辞去教职，回乡创办学校，任校长。
两年后 (1914年)赴京深造，就学于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旋转学于中国大学(宋教仁、黄兴先后任校长)。1917 年，北京动乱(张勋复辟，段祺瑞起兵逐张)，张惟一迫于父亲电召返乡，遂中断学业，服务于桑梓。1926 年出任兴化首任通俗教育馆馆长，并任孤儿院主任。他热心公益，捐资兴教,办学有方，民国初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嘉奖(事载《兴化县续志》)。受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张鸿吉从小酷爱读书，乐于助人，就读于文正小学堂时，所写诗文已斐然可观。
暗助胡乔木、丁冬放1924年，张鸿吉考入江苏省立第八中学(1927年更名为江苏省扬州中学)，同班同学有胡鼎新(胡乔木)和来自兴化北郊铁陈庄的陈士彦(丁冬放)，三人相处甚洽，常常在一起研究学习上的问题，探讨人生理想。“外交狂人”胡乔木与毛主席这期间，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青年活动在省扬州周中学暗中进行着。胡鼎新和陈士彦受其影响，经常秘密阅读《中国青年》《向导》和《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他们请张鸿吉帮助收藏。时值“大革命”失败以后，反动势力嚣张，在校内阅读或收藏“红色”书刊是冒着极大风险的。胡鼎新因参加社会活动曾被警方关押，军警赶到胡鼎新宿舍搜查，终没查出什么，所幸未搜与之同一宿舍的张鸿吉衣物，当时张鸿吉的手提箱里就存放着他们的书刊。此后，胡鼎新和陈士彦走上了革命道路，分别成为新中国文化宣传战线的领导人和金融专家。当时的江苏省扬州中学名师荟萃，设施齐全，管理严格，其教学质量之高在全省、乃至在全国享有盛名。学校图书室藏书多，阅览室报刊多，教室里还设有图书柜，方便了学生的课外阅读。更具特色的是该校理化生实验室仪器充足，可满足分组 (一般是二人一组)实验的需要，有些实验还可以保证每个学生的单独操作。
与钱学森、钱三强是校友在省扬州中学的6年里，张鸿吉充分利用良好的学习条件，修炼自己课余时间常泡在图书室，钻在实验室。1927年夏，张鸿吉从省扬州中学初中毕业。按学制，初中毕业可直接升入高中。该校高中分设文科、理科、工科，后来还增设了师范科。张鸿吉初中成绩全优，可以自由选科。遵从校长周厚枢的建议，他报名进了理科班。该校高中数理化课采用美国高等学校原文课本，英语则选用英文名著。其文化课已达大学一二年级程度。在诸多名师指导下，他勤奋学习，不敢稍有懈怠，打下了扎实的科学基础。资料图，非张鸿吉先生1930年，张鸿吉高中毕业。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自晚清以来，中国科技已远远落后于世界列强。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张鸿吉矢志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一年，他同时考取上海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选上哪一所学校，一时委决不下，最后征求姨夫李继侗先生(著名植物学家、美国耶鲁大学博士，时任清华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李先生是首批科学院士、生物地学部常委) 的意见，选定了上海交大工学院电机系。在交大，他结识了一位机械系的同学钱学森。当时没有人会想到，钱学森将成为新中国物理学界著名的“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之一，成为研发“两弹一星”的功勋人物。在交大4年，张鸿吉刻苦学习，除了学习理论知识，他还积极动手搞实验，在学期间即发明了硫酸铜整流器，此外，还编写了融入新知识的高中物理教科书。在此期间，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的陈士彦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经受了严酷的刑讯，坚贞不屈。张鸿吉闻讯，不顾危险，以同乡、同学的身份多次探监，设法救助，为资助其费用，他一边在大学读书，一边到中学兼课。1934 年，张鸿吉大学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那时上海交大教学要求苛严，淘汰率很高，所培养的理工科毕业生出校就能独当一个方面的工作。张鸿吉学业好，尤长于物理实验，经校方推荐，被聘为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在所长、著名科学家严济慈先生的指导下开展工作。1936 年，钱三强大学毕业，也进了中研院物理所，与张鸿吉合住一个宿舍上下床，成了舍友。虽然相处时间不长，钱三强就赴法国留学，但这段短暂的交往，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帮他回南京任职期间，张鸿吉参加了一项非常重要的科研任务一一测定我国从东北、新疆至华南208个重力点的重力加速度。20世纪30年代，法国耶稣会士雁月飞、焦若愚主持在中国所作的重力加速度测定，是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在地球物理学领域的一项重要工作，它不仅是当时包括法国科学院在内的世界科学界在这一领域工作的一部分，也是我国现代科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其中雁月飞与中央研究院北平物理研究所合作而于1933年完成的对我国华北地区的重力加速度的测定被认为是中国现代重力测量的开始。在测量活动中，张鸿吉与同行跋山涉水，为准确测定地球重力加速度，走遍大半个中国。在新疆骑马途中，马受惊，他跌伤右腿，崔识解特品舌富成图物理学会的科研课题，其研究成果之——《中国东南沿海诸省重力加速度之测定》发表在中研院物理所从刊《科学》(1935 年第1期)上。后来，这一研究成果还刊登在法国科学院周刊上。他此行受伤，骨变形，腿跋，多少年后，有幸赴美进修，得以就医矫正。抗战开始，东北、华北沦陷，张鸿吉所在中研院物理所由北平迁到昆明，他受命出任云南电厂总工程师，为保证电力供应竭尽心力。当时大批高校和科研机构迁往西南大后方，很多研究工作因战乱而停顿。日机时来轰炸，张鸿吉和其他一些科学家在艰难的条件下依然坚持科学研究。他曾和陆学善、吕大元等人用X射线光源系统研究了压力的照相原理，发现了压力是使卤化银晶体产生形变的原因。1938年2月，因西安事变达成国共合作抗日的协议，在狱中坚持斗争3年8个月的陈士彦与其他“政治犯”一起被无条件集体释放。这一年，旧历叫丁丑年，出狱时正是隆冬，陈士彦便改名叫丁冬放。他经党组织安排，到了延安，从事中央财经工作、并任中央办公厅研究组负责人。张鸿吉得知同乡好友的下落，非常高兴。不久，彼此有了联系。1941年秋，就在张鸿吉与丁冬放相约，准备只身赶赴延安的时候，张鸿吉的夫人携两个年幼的女儿来到昆明。这趟路，母女3人走了整整7个月，她们从被日寇占领下的兴化悄悄出走，随着外面逃难的人流奔波，在战火中辗转数千里，吃尽千辛万苦，张鸿吉不便抛下她们单独出行，于是转告丁冬放，一家人遂滞留昆明。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从重庆迁回南京。张鸿吉到了重庆，得悉须赶赴“资源委员会”报到，时限甚急，因交通困难，情急之下，经朋友介绍，他找到周恩来，多亏周设法联系，得以搭乘美外交人员飞机而顺利成行。这期间，大批工厂迁沪，张鸿吉受命出任资源委员会属下的上海电工器材厂总工程师(茅以升兼任厂长 )，为恢复生产、解决技术难题，做了大量工作。列入美国名人录为了掌握当时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1947 年，“资源委员会”拟派三名科技人员赴美国考察“电表”(第一代电子计算机)，对出国学习人员的要求相当严格。当时报名的人很多，须通过考试选拔，张鸿吉应征获选。初赴美国，张鸿吉参观了一些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被那些先进的科学技术所震撼，他一心要多学点技术，引进到国内。1949 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张鸿吉和许多海外学子一样，心中充满喜悦，积极准备回国，为新中国建设效力。他顾不得读研，放弃学位，很快订下归国的船票，后得知这船是开往台湾的，他立即把船票退了。经过一番周折，他终于乘上了开往中国大陆的美国邮轮，哪知行至中途，船长突然通知旅客：因中美断交，轮船奉令返回美国。回国的路突然中断，此后，遇到重重阻碍，不得已之下，他留在美国匹兹堡西屋电气公司，一边工作，一边研读。1952年，张鸿吉获固态物理博士学位，后成为著名的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半导体专家。他在美国西屋电气公司从事科研和工程建设达20年之久，取得了10多项发明专利，被列入美国名人录(为避华人商家“开张鸿吉”之谐谑，他在美国改名为“宏奇”)。他曾先后任西屋公司半导体工程部主管、宇航局太空核能研究所顾问。此外，他曾任美国多所著名大学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并被当时计算机领域影响甚大的王安电脑公司聘为顾问。他所指导的博士生，很多人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著名的如张俊彦，系台湾第一位工程博士，后出任台湾交通大学校长，被誉为台湾“半导体之父”。张鸿吉先生于退休前一两年被台湾交通大学聘为讲座教授。虽然远隔重洋，张鸿吉先生一直情系祖国，每天都收听新华社广播或收看中央电视台节目，了解祖国的建设和变化。他一直以科研和教学为已任，未参加任何政治活动。由于他在科技界有很高的声望，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国内、在美国，有人动员甚至胁迫他加入国民党，他均予拒绝。50年代，张鸿吉先生几次要求返回祖国，因受种种阻挠而未能成行。60年代中期，大陆文革方酣，他忧心如焚，因病方入美国国籍。
文革结束，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业已退休的张鸿吉先生终于有机会回到阔别40多年的祖国。他探亲访友，参观母校，考察科技产业，与同行交流，所到之处，均受到盛情接待。2006年1月29日，正是农历丙戌年春节，张鸿吉先生在美国圣地牙哥寓所接到上海子女的来电祝福，非常高兴，猝然去世，走完了96岁的人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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