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之事不可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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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官员离任是一面镜子，能照射出一个官员的政德政绩。古代百姓用为其立祠、载入方志等多种方式来表达对廉官的感激和爱戴。在江苏兴化，有一座遗爱祠，也叫“三贤祠”，顾名思义，就是为三位贤官立的祠，欧阳东凤就是“三贤”之一。

　　欧阳东凤，字千仞，湖北潜江人，万历十七年（1589年）登进士。他出身贫寒，深谙民间疾苦，他在兴化任知县期间，兴利除弊、体恤百姓，深得民心。

　　万历十九年（1591年），黄淮下注，兴化一片汪洋，大水冲坏了堤坝，百姓为了躲避洪水，有的移居城头，有的借住寺庙，有的寄身树杈，苦不堪言。欧阳东凤乘船慰问灾民，了解受灾情况，看到百姓生活如此艰难，甚至连立身之地都没有，心情沉痛，一面利用当地资源展开救灾行动，一面上疏朝廷请求援助。

　　在《奏请拯援灾民疏》里，欧阳东凤陈述了受灾情况，言辞恳切，令人感动，还将当地赋税之重一一列举。兴化当时隶属扬州府，明代扬州府领三州七县，每次征收税粮总量二十万六千担有零，兴化就占四分之一，达五万两千担有余。赋税过重，再加上水灾，兴化一时饿殍遍地。欧阳东凤请求免去兴化之前的欠粮，待三年后再量力征收。他甚至愿意将自己的俸禄一并拿去救灾。朝廷评估了相关情况后，下令“减浮粮二万担，蠲积逋一万余两”，大大纾解了兴化百姓的困苦。

　　爱民者，民亦爱之。欧阳东凤在兴化三年，修粮仓，治水患，政绩显著。在他离任后，兴化百姓为其立祠来表达对他的怀念与感激。

　　离开兴化后，欧阳东凤又担任过南京刑部郎中、广西平乐知府等职。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欧阳东凤到常州任知府，修书院、倡学术，注重醇化民风，晚明历史上著名的东林书院就是在他的支持下修建的。欧阳东凤在常州四年，农桑、水利、赋役、词讼等事，无不用心处理。刚到常州时，欧阳东凤常受讼词数百纸，凡是不予受理的案子，总是清清楚楚说明原因，并连夜发出，不让百姓忍受等候的煎熬。

　　欧阳东凤认为为民之事，须臾不缓，百姓关心的事要赶快处理。当时常州有一个叫芙蓉圩的地方，原是湖泊之地，地势低洼，多是贫民在此耕作，常因水患而颗粒无收。后来经过整治，水患得以缓解，这里成了一片良田。一些豪强见状，便倚势来抢占圩中高地。欧阳东凤不惧豪强，详细勘查实情，将被豪强侵占的田地判还给百姓，并且厘清田亩、筑新坝、划界限，确保民田旱涝有收，当地百姓“相与颂公之仁，载公之德”。

　　欧阳东凤为官，不但心系百姓，而且清正自守。当时官场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知府上任，下辖的知县都要准备厚礼奉上。欧阳东凤到了常州以后，下辖知县们给他布置帷帐、用具等，价值千金。欧阳东凤认为这些东西太奢侈了，全部撤掉还给他们，自制布帷、瓦器，每天花费不足百文。他以身为范，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对胥吏管理更是严格。他禁止胥吏盘剥百姓，有一次，县里上解官银到府库，秤在他座位的右边，他一边继续批写公文，一边看胥吏用秤称银子，等到称完，他指出第几包银子为什么独独重一铢呢。拿来一验，果如其言，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么一点小问题也能看出，自此，胥吏不敢牟一钱私利，而官场风气也为之一新。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欧阳东凤为民造福的事迹赢得了后世的嘉奖，清代历史学家陈鼎以“循良”二字称赞，可谓精准。（范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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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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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化拱极台上为什么要设遗爱祠？

自北宋范仲淹以来，兴化历任县官皆以范仲淹为榜样，出现了诸多仁政爱民的清官廉吏，形成一条清官文化链。兴化民众也通过建立祠堂等形式感念他们。拱极台上的遗爱祠就合祀着明代的三位清官：李戴、欧阳东凤、刘士璟。

李戴，隆庆二年至五年（1568 -1571)任兴化知县。在兴四年，兴化连年遭灾。李戴整日忙于抗灾赈恤，“全活甚众”，甚至“具题乞减税粮数万石”。他在救灾治水的同时，认为当时兴化的关键问题是赋税畸重，于是不顾个人前程，“具题乞减税粮数万石”。李戴后来官至吏部尚书，依然时时怀念兴化，多次著《遗父老书》，关心兴化百姓的生活。明代中期兴化百姓特为之设李公祠。

欧阳东凤，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年(1589-1592)任兴化知县。他在兴化的前二年先旱后涝，旱时“茭葑之田皆成赤地”，涝则“周遭二百余里竟成湖海”。欧阳东凤在极力救灾的同时，一再请求省、府减赋加赈，上司不理，欧阳东凤“甘冒斧钺”，越级上奏朝廷。几经周折，最终以“改折花银”，解决了兴化一百余年的历史问题，缓解了兴化民众负担。欧阳东凤一生正直廉明，后来官任常州知府时与顾宪成结为莫逆，帮助顾宪成在无锡建东林书院。兴化人民怀念这位“欧阳父母官”， 明代中期为其立欧公祠。

刘士璟，崇祯十三年（1640）来兴化任知县。当时兴化已4个月没有知县，四野滔滔，民不聊生，社会混乱。刘士璟生不逢时，受命维艰，逐门逐户慰问灾情，同时“衣布衣，持袍带，踵富室，募麦及钱明，赈饥疗疾”，“活民无算”。通过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行政措施，短短数月，治乱有方的他就把一个乱哄哄的兴化治理得井井有条。他誓言“来洒一腔热血，去携两袖清风”，后来在沭阳县令任上竟成谶言，为抗清“殉节死事”。邑人将刘士璟附祀于欧公祠，合称欧刘祠。

入清以后，原有祠堂年久失修，渐趋废圮。雍正年间，邑人张芝禧于崇武桥西建祠合祀这三位有善政的县令：李戴、欧阳东凤、刘士璟。原名三贤祠，知县张文英作记，更名遗爱祠。光绪五年（1880）知县张振璜移祀于拱极台。（郭保康 潘仁奇）

楚水一山人

苏东坡的西湖“苏堤”情
说起苏东坡，大家的反应恐怕是：文学家、书法家、豪放派代表等等。苏东坡是宋代文学代表，“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些诗歌将永远藏在我们灵魂的深处。但是，我们却疏忽了一点：苏东坡还是一个“治水专家”。建筑三处的“苏公堤”是他与民众的感情见证，也是他与民众建立深厚感情的基础。苏东坡与民众的感情，已成为民间的美谈。

苏轼（1037年—1101年），世称苏东坡，北宋眉州眉山人，祖籍河北栾城。宋神宗嘉祐二年（1057年）， 二十一岁的苏轼进京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名满天下的欧阳修。苏东坡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给震动了。欧阳修对苏轼的评价：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东坡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会传遍京师。

嘉祐六年（1061年），苏东坡被授于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自此，他开始了曲折的仕途之路。因为苏东坡总是站在民众的角度看待问题，经常上书抨击旧法新党的弊病，这为两党派都所不能容，被迫自求外调。相对于自己的仕途，苏东坡更关心的是民生问题。

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苏东坡任杭州知府。他刚上任，不顾旅途劳顿，便开始外出体察民情。当时，他看到西湖长期没有疏浚，淤塞过半，湖水已渐渐干涸，湖中都长满了野草，严重影响农业生产。要知道，在当时封建社会，由于社会生产水平落后，农业生产是“生命线”的产业。如果农业生产得不到保证，将严重影响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

紧接着，苏东坡率领民众修建水利，疏通西湖，总共动用了20余万民工，开除葑田，并在湖水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经过他们的共同努力，农田的灌溉得到了恢复，农业生产水平明显提高。他还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方便行人行走，后人称之为“苏堤”。苏堤是西湖十景之一“苏堤春晓”，每当在春天的清晨，烟柳笼纱，波光树影，鸟鸣莺啼，极其美丽，令人沉醉。苏轼一生共筑过三条长堤。此外，还有颍州西湖长堤和惠州西湖长堤。

苏东坡修建的每一座“苏堤”，都是从民众的利益点出发，发展农业为目的。由此可见，苏东坡一生心系民众，关心民生，是一代难得的“父母官”。时至当今，人们一直在歌颂苏东坡，除了他的高超文学水平外，还有他的治水功劳，和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苏堤”实际上是一座“感情之堤”。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好欺，自己也是百姓。”党员干部作为人民公仆就应该刚正不阿，担起责任，做一个人民满意、群众认同的官，做一个“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无憾一生”的官，牢记“为民、务实、清廉”，不愧对手中这份权力和责任，不愧对人民群众的期望和信任。

“官”与“民”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一个人从一般社会成员变成“官”，就意味着多了一种责任，即不仅要管好自己，还要管好别人、管好一个地方或部门。“官”由小变大，也就意味着责任的范围由小变大。为了方便管理，人民赋予“官”以一定的权力，做官也就是掌权和用权。不言而喻，权力应当是“官”用来履行职责的手段和工具，而绝非地位高人一等的理由。

孔子说：“政者，正也。”为官者要做到身正、心正、行正，不愧于己，不负于心。公正对于一个领导干部来讲，应该是做官第一位的原则。做人“正”是做官“正”的基础，而相对于做人来讲，公正做官则有更高的要求。因为做人只是对自己负责，做官则是要对一个群体、一个部门负责。

“对己清正、对人公正、对内严格、对外平等”是对公正全面而深刻的诠释。处理问题做不到公正，不能一碗水端平，不能为群众说公道话，他的为官准则就会受到质疑，正像老百姓常说的那句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说到底，正与不正，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方向的问题，它反映着一个干部从政以什么为目的、以什么为核心、以什么为基础。共产党员就是要树立和保持浩然正气和革命情操，抵制各种歪风邪气的干扰。

为官之人要以民为本，视民心为根，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就会保持“心在国家，情系群众”的平常心境，保持“利归天下，誉属黎民”的淡泊情怀，想问题、办事情就能够秉持公正，真正做到刚正不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