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化千秋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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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知道，作为个体，最终会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什么？英国作家奥利维娅·莱恩在《沿河行》里如此描述个体的意义：“我已不再相信什么目的地，不过我很确信，遗骨不会永远埋葬于地下，而我们这一代丢弃在这颗星球上的塑料袋会比我存在得更久，正如罗马人的小镊子会比他们的肉身保存得更久一样。”

施耐庵所处的时代，英雄不停出现。哪怕是在偏远的小村，哪怕只是某个不知名的平民，都有可能成为时代的英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完全可以挪用狄更斯《双城记》里那段经典的名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这是一个信仰的时期，这是一个怀疑的时期；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

被元朝统治者野蛮统治了几十年之后，连乡野的一棵孤草都能感到日甚一日的压迫。当压迫超出了人能承受的范围，就像水坝一样，终有一天会冲决堤岸。我们来细数一下元王朝的掘墓人。朱元璋，一无所有的乞丐和兼职乞讨的和尚；陈友谅，本是渔家子，风里来雨里去；张士诚，兴化白驹场的穷苦“亭民”。元朝的社会阶层固化程度太高，上下无法交通，“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声并没有远去。时势造就英雄，时代选择英雄，这些社会最底层的人将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而施耐庵，就曾经生活在他们当中。

施耐庵的想象力，在幼年的时候与众不同。他和兴化所有的乡野小子一样，从小就在河湖草荡间摸爬滚打。他的父亲，是兴化水泊泽国的一位出色的渔民。跟随父亲的施耐庵不仅习得了捕鱼的本领，而且深刻体会到了渔民生活的艰辛。的确，旧时里下河地区的渔民，生活得很是艰辛。他们多是一家七八口蜗居在小小渔船上，弯腰低头，盘腿而坐。于是，黑皮肤、罗圈腿、大屁股成为他们典型的体貌特征；他们以水为邻，逐鱼而迁，居无定所，四处漂泊，终年活动在湖荡野外，风吹日晒浪里滚，夜里打渔早上卖，过着单调而又枯燥的打鱼生涯，大人没有市井酒肆可去，小孩没有私塾学堂可进，几乎人人都是文盲；他们的渔获时多时少，鱼价不高，又没有田产，吃的粮食、蔬菜要靠鱼虾交换，往往要三斤鱼才能换一斤米，常常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生活在社会最底层。

施耐庵毕竟是一个早慧的孩子。童年的经历对于作家来说，可能奠定了一辈子的创作基调。后来创作了不朽名著《水浒》的施耐庵此刻正睁着黑漆漆的大眼睛观察着这个水上的世界。渔民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他们很简单，撒网捕鱼，养家糊口，靠本事吃饭，靠河流吃饭。这非常像《水浒》中描写的渔家兄弟们的生活。渔民生活艰辛，并不能都像岸上人一样讲究，他们更多出自天然，凭本性做事。岸上人和船上人，被人为地划分为两个世界。渔民在有些地方并不受人欢迎，甚至遭人歧视。因为他们行事的方式，信仰和衣着的与众不同，人们开始孤立他们。因为常年在水面生活劳作，所穿衣着不求华丽，以实用为主。捕鱼作业时渔网篾缆较多，很容易挂到身上，所以渔民衣着的首选是简朴少挂碍。男性冬日往往穿一条裆部肥大的棉裤，同时腿部也大，这样便于捕鱼时施展动作。渔民在捕鱼的时候将上身棉服塞进裤腰，上下利落，无论是下蹲，还是侧身，都灵活自如。春秋季节，男性渔民衣着较为简单，与岸上居民差距不大，一切以方便实用为好。夏季炎热，加之汗水很容易浸湿衣服，所以男性渔民往往只着短裤，上身精赤，常年暴晒，肤如黑漆。《水浒》中所描写的渔民穿着，就很具代表性。身为渔夫的阮氏三雄的服装是典型的里下河渔民服饰，阮小二只是“头戴一顶破头巾，身穿一领旧衣服，赤着双脚”，阮小五“斜戴着一顶破头巾，鬓边插朵石榴花，披着一领旧布衫”，只有阮小七稍微好一些，“头戴一顶遮日黑箬笠，身上穿个棋子布背心，腰系着一条生布裙”，这自然是由他们贫寒的家境所决定的。不过，阮小二赤着双脚，却不一定是他买不起鞋，而可能是由他的渔人身份所决定的：在船上行走时，赤脚也许比穿鞋来得方便，更何况当时是炎炎夏日，他不穿鞋也很自然。

女性渔民服饰稍有讲究，不过也以古朴简洁为主。她们常年穿青布制成的大褂，既耐用又防水。因为湖面风大，她们的头上一般都围着一块包头巾，早年以青蓝为主，后来因为彩色方巾的普及，她们的头上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在水天一色之间，那些鲜艳的头巾，成为湖上的一道风景。

渔家儿童皮实好长，大人平时难得倾心照顾，完全是自由生长，衣着也简单，冬季棉服加上防风棉帽，夏季则几乎不穿，浑身黑透，健康活泼得像一条条水中的泥鳅。旧时渔民生活虽艰苦，但儿童总会戴上银质的长命锁和项圈，既好看，又能避邪。

在《水浒》中还有一种著名的船，叫“小划子”。经常一声忽哨，或一声响箭，就会从密密层层的芦苇荡中窜出。这是施耐庵从小就熟悉的一种小船。渔家与鱼打交道，从水里讨生活，日常离不开湖荡，出行自然以舟楫代步。这种船又称为“小划子”，或者叫小舢板，载重量不算大，但一般的货物还是可以装上的。此类船的特点是小而巧，其独特的方形底可以挡风浪，穿行水云间，一般的浪头是奈何不了它的。即使有大一点的风浪，如果划桨摇橹者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渔夫，也不会出丝毫问题。相反，顺浪而行，依照浪的势头，操舟摇橹，气定神闲，反而如鱼得水。这种船给施耐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在小说当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船只，是“浪里白条”们的另一种得心应手的武器。

假如施耐庵一直混迹于渔船湖荡，他估计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渔民，不久之后，将会因为长期的船上生活和太阳的暴晒，变成一个有着罗圈腿的黝黑少年。如果再长远一点，以他的相貌，娶一个美丽的渔家妹子应该不成问题。他会分得一条船，载着妻子儿女游荡江湖。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水浒》也就不会出世了，人类精神文化的长空将会缺失巨大的一块。

施耐庵上岸了。他跟着舅舅卞仕震学习文化知识。那时候，元朝实行的是最完全的愚民统治，乡村里识字的人很少，更别说知识分子了。卞家在当地可以算是耕读世家，卞仕震作为方圆十几里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为施耐庵进行了启蒙教育。天地开了施耐庵的自然之眼，舅舅开了施耐庵的学识之眼，没想到他竟然还是一个神童，过目成诵，出口成章。舅舅深感自己已经教不了外甥了。便和姐夫商量，将施耐庵送到了兴化县学。彼时兴化虽偏远，文化却正在兴起，这全有赖于在兴化任过知县的范仲淹。兴化县学就是范仲淹建起来的，宋朝虽亡，兴化崇文重教的传统一直没有丢。关于施耐庵求学的故事很多，流传在兴化一带，在此就不多引了。

一部旷古少有巨著的诞生究竟需要哪些准备？作者本身的准备，时代的准备。只有两者皆备，并且在某个时间和空间的联结点相遇，才能够横空出世。此刻，无论是作者还是当时的时代都没有做好准备。

施耐庵大约在二十八九岁时，北上大都赶考。虽然他的岁数已经不能算是小了，也只能说是初出茅庐。可惜的是，这位兴化的渔家小子，饱学青年的应试并不顺利。元朝是汉族知识分子最黑暗的朝代。知识分子不怕苦，不怕累，甚至不怕死，就怕不被社会承认和使用，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所有读书人的终极梦想。这一次考试，施耐庵没有考中。倒不是因为施耐庵的学识本领不够，而是元朝统治者在科举考试中留给南人的名额少之又少，哪轮到兴化的一个乡野小子？幸运的是，施耐庵遇到了一个好友刘本善。刘本善当时正任国子监司业。这是主管全天下学校的官职，恰逢山东郓城训导有缺，便推荐施耐庵补了这个缺。这是施耐庵生命中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现实中的梁山在他的生活中初次露面，他与山东郓城的缘分从此结下了。他先后查访了阳谷、景阳岗、十字坡等地，而且浏览了这一带的荒山苇荡。当然，这里的苇荡跟家乡兴化的湖荡无法比拟，但是他第一次将山与水联系在了一起，并逐渐有了山与水互相屏障的想法，为后来描写水泊梁山八百里水泊打下了感性的基础。然而，统治者一直对《水浒》深恶痛绝，哪有将盗贼写成义士的道理？历朝历代，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百般诋毁攻击，无非要证明这是一部思想极坏、艺术极坏的坏书。康熙年间修成的《寿张志》引用“旧志”批评《水浒》对水泊的描写乃“张皇其言”，云：“凡天下山川，以史承所纪为据。小说诬民，在所必禁。梁山为寿张治属，其山周围可十里。《水浒》小说乃云‘周围八百里’；即宋江寨，山冈上一小垣耳。小说中张皇其言，使天下愚民不至其地者，信以为然。长奸萌乱，莫此为甚。因拈出之，以告司治君子，并使天下人知之，小说之不可信如此。”由此，我想到鲁迅先生那段著名的论述，他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一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

如果施耐庵在这个时候就创作完成《水浒》，施耐庵也许会写出一部充满才气的江湖小说，但绝不可能达到《水浒》事实上达到的高度。他还必须到繁华的地方去。元至正十年前后，他去了杭州钱塘做了一个小官。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如此形容杭州：“这座城市的庄严和秀丽，堪为世界其它城市之冠。这里名胜古迹非常之多，使人们想象自己仿佛生活在天堂。”施耐庵在这座天堂般的城市工作生活了两年多，大部分时间都融入了这里的繁华之中。在不做官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商人和兼职书会才人。在这里，他与当时最优秀的文学家们一起商量剧本，与最著名的表演者们切磋技艺，接触当时最先进的潮流文化，并通过戏剧进一步熟悉了许多散落民间的水浒故事。他的文学之眼一下子被打开了。同代人兼朋友钟嗣成在《录鬼簿》里如此记载他们的相交：“施惠。惠字君美，杭州人。居吴山城隍庙前，以坐贾为生。公巨目美髯，好谈笑。余尝与赵君卿、陈彦实、颜君常至其家。每承接款，多有高论。诗酒之暇，惟以填词和曲为事。有《古今砌话》，亦成一集，其好事也如此。”这里的施惠，即施耐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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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十三年，兴化人张士诚起义。至正十六年，张士诚占据苏州，急访人才，得知同乡施耐庵隐居于此，便亲自登门拜访。袁吉人《耐庵小史》曾经记载：

先生生于元，与张士诚部将卞元亨相友善。士诚缮具甲兵，将窥元室，以卞元亨为先锋。耳耐庵名，征聘不至。士诚乃枉驾造其门。家人不与见，士诚入内，至耳室，见耐庵正命笔为文，所著为《江湖豪客传》，即《水浒传》也。士诚笑曰：“先生不欲显达当时，而弄文以自遣，不亦虚靡岁月乎？”耐庵闻而投笔，顿首对曰：“不佞他无所长，惟恃柔翰为知己。将军豪气横溢，使海内望风瞻拜，不弃驽骀，枉驾辱临，不佞诚死罪矣。然志士立功，英贤报主，不佞何敢固辞？奈家庭多变，母老妻弱，子女婚嫁，债务未偿。一旦舍去，则母失所依。将军仁义，如雨泽遍地，当必加以怜悯，而使愚孝有后，则衔结有日矣。”言已，伏不起。士诚不悦，拂袖竟去。是时《江湖豪客传》正四十五回矣。

施耐庵和张士诚是同乡，两人的关系究竟如何？先看两人的年龄。张士诚生于1321年，至正十六年（1356）时，他35岁。施耐庵生于1296年，此时正是60岁。35岁的张士诚去访60岁的同乡施耐庵。他本是怀着希望去的，但是却没能说动施耐庵。是施耐庵没有凌云之志吗？那倒未必。施耐庵能文能武，好打抱不平，胸怀大志是不必怀疑的。关键是此时他的年龄。当然，60岁在现在人看来还是可以干一番功业的。但是，当时的60岁应该已经是一个老者了。施耐庵看了太多，又混迹过人间天堂的杭州、苏州，已经看透了功和名，建功立业在他的思想中已经退居次席了。他要完成手中的《江湖豪客传》。他不知道自己的这部作品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写出满意的作品跟建一番功业是一回事。

年龄和建功立业之心消退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要从张士诚那里找了。作为老乡，施耐庵不可能没有关注他，而且他的不少好友故交都在士诚处。可是，张士诚误用潘原明、潘原绍兄弟，特别是攻下苏州之后，抱着小富即安的思想不求上进，根本无图谋天下的雄心。张士诚虽然喜欢到处延揽人才，却并不会用人才，特别是一帮吴中俊杰，屡次劝他不忙称王，但是士诚不听，吴中俊杰纷纷找各种借口远离他而去。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施耐庵看清了士诚的弱点，也就不会轻易出山了。但是，同为兴化人，施耐庵还是替张士诚出了一些主意的，至于张士诚是否听进去，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在兴化地区，流传着施耐庵为张士诚的幕僚，本来两人关系融洽，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二人关系闹得很僵，施耐庵一气之下就独自回到了兴化的传说。不过，这其实是两人共同定下的计策，因为那时张士诚感到大势已去，为图以后东山再起，也是为了保护施耐庵，两人故意演了一场戏。其实，施耐庵回乡是肩负了重大使命的，带了无数金银藏到兴化水泽中，为以后东山再起充做军饷。这个传说，估计是兴化老乡编排出来的，可能性不大，只是为了说明两个伟大人物关系的非同一般。就像后来，又传说刘伯温到兴化断友脉一样，都是对乡人的一种夸张和厚爱。抛开这些传说不谈，兴化人对张士诚起义其实是做出了重大贡献的，那时候，兴化就是他的大后方，为他提供兵源和粮源。朱元璋胜利之后，为了报复兴化、苏州一带百姓，强制进行“洪武赶散”，可从侧面说明当时兴化、苏州百姓有多么爱戴这位张吴王。

公元1368年，元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在应天正式即皇帝位，建立大明王朝，天下从此一统。

施耐庵早已回到了兴化。他已经是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手中的《江湖豪客传》还没有完成。现在，离这部后被叫做《水浒》的名著的完成，只有一步之遥了。他想起了兴化得胜湖与兴化城之间的万千块垛田。这些垛田，有大有小，有高有低，高的高出水面丈余，低的也近一丈。它们利用河道相连相通，连成了著名的八卦阵，如果不熟悉地形贸然闯进去是怎么也出不来的。

施耐庵一袭青衣，竹杖芒鞋，行走于得胜湖周边。人们都喜欢这个看上去有点怪怪的老头，都愿意把流传的英雄故事说给他听。得胜湖古战场上的战争遗迹以及流传于湖区周边的抗金故事让施耐庵创作《水浒》时得心应手。张荣的故事，让施耐庵再次热血沸腾。

距今将近1000年，得胜湖曾是山东义军张荣与金兵激战的主战场。

绍兴元年（1131年）三月，梁山好汉张荣会同孟威、贾虎、郑握从山东一路抵抗围剿的金兵，辗转至江淮地区，山东地形与江淮地区相类，张荣等如鱼得水，利用地形阻击金兵。义军退至兴化一带，张荣将队伍驻扎在得胜湖。在得胜湖与车路河入口处用芦苇、干草、竹片等扎成水上城寨，督促部署及当地百姓挖开湖滩沼泽中的淤泥，用木板、树干铺出一条条直达湖面的信道，两边插上枯苇杆为暗记。然后再把淤泥重新覆盖上去，构成隐秘的交通线，并在湖中打了数不清的暗桩，布成八卦阵。然后“邀敌于溱潼村，佯走入率头湖”，金兵不知是计，穷追不舍。金兵战船巨大，威力慑人，势不可当。张荣避其锋芒，不与其正面冲撞，而是率领几十只小船且战且退，诱敌入缩头湖。张荣对部下说：“无虑也，金人止有战舰数只在前，余皆小舟，方水退，隔泥淖，不能触岸。我舍舟而陆，杀棺中人耳！”张荣所部引诱金兵陷入泥淖，不能自拔。抗金健儿们喊声震天，冲入敌军乱砍乱杀。连留在舟船中的金军也不攻自乱，往往溺死。金将完颜忒里被杀，完颜挞懒（昌）的女婿、万夫长浦察鹘拔鲁被俘。完颜挞懒（昌）只剩二千人左右逃归。张荣的抗金义军花了两三日工夫，才将陷入泥潭中的金兵俘杀殆尽，共计消灭敌人四千多名。张荣乘胜克复泰州，“有谋而怯战”的完颜挞懒（昌）逃往楚州（今淮安），不敢逗留，一直撤至淮河以北。淮南东路大部分州县又重归宋朝控制。缩头湖之战比岳飞建康之战打得更为出色，是南宋立国后空前的大捷。张荣获胜后，投奔刘光世，任忠勇军统制、兼泰州知州，其部属立功将士四千零二十九人也进官受赏。缩头湖因而改名得胜湖。

此战在《读史方舆纪要》卷23《兴化县》载：

“得胜河：县东十里，本名缩头河。宋建炎中，张荣、贾虎率山东义军，繇梁山泊与金人转战至承、楚间，金将挞览在泰州，荣以舟师设伏，掩击于缩头湖，大败其众，因更名得胜湖。”

此时的得胜湖早已经消逝了你死我活的喊杀声，曾经灼热的水战场如今看不到一点大动兵戈留下的杀伐之气，平静得如同世外桃源。整个湖区鸥鸟翔集，锦鳞游泳，水边的芦苇一望无际。只有当湖风吹过的时候，芦苇荡中发出飒飒的如伏刀兵的声响，隐约让人记起这里曾经也是伏尸数千流血成河的古战场。施耐庵不由想起张荣等四义士，宋廷可以忘掉他们的功绩，人们可以暂时遗忘他们，可是得胜湖遗留下来的水中暗桩以及湖畔断折生锈的箭簇却不可能忘了他们。

还有张士诚，他尽管失败了，但历史不应该忘了他。无论如何，他从盐城起兵，在苏州建了一番功业，是真正的英雄。英雄一定就要成功吗？但是，数年之前，他也是在这迈出了叱咤风云一生的第一步。白驹场盐民张士城十八根扁担起义之后，一路杀向泰州、高邮，声势浩大，锋芒毕露，所到之处，百姓夹道欢迎，官军望风而逃。不久，于高邮称诚王。如此大的声势，很快引起元朝统治者的注意。

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十一月，元丞相脱脱派手下大将董抟霄围攻张士诚军。

张士诚以兴化一带为根据地，在得胜湖结水寨与元军对峙。起义军“芦花深处屯兵士，荷叶阴中泊战船”，利用湖荡港汊、芦苇浅滩的复杂地形与元军周旋。

元军主将董抟霄为元朝名将，他分别驻兵于盐城、兴化。当时，张士诚军游走于大纵湖、得胜湖之间，利用湖荡地形与元军周旋。可惜，张士诚部大多为农民、盐民及无业游民，战术素养很低，虽然勇猛，遇到深谋老辣的董抟霄，纷纷败北，损失惨重。

董抟霄“结南北芙蓉二寨，以为捍卫”，截断北边的大纵湖，与南边的得胜湖互为犄角。元军南北呼应的军事态势，使义军陷入困局，屡遭败绩。后来幸而元军内部发生变故，董抟霄也只好北撤，张士诚军得以喘息，大败元军，取得高邮大捷。

张士诚在得胜湖结寨之时，不知有没有闲心欣赏湖上美景。湖上风景，美则美矣，可惜反元大业刚刚起步的张士诚肯定顾不上这些，彼时的得胜湖在他的眼中，就是一处巨大的水上战场。他要在这浩大的战场上下几盘活棋。开始的几步，他走得很好，几乎摸到了胜利的边缘。可惜元军来了一个厉害角色董抟霄，懂战法善于谋略的他下了一着比张士诚更妙的棋。在张士诚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自助者天助，元军内乱，张士诚又转败为胜。在这起承转合跌宕起伏的情节当中得胜湖扮演了推动者的角色。可是，好运并没有总是眷顾张士诚，由于他自己的原因，本来可以问鼎天下的，最终还是做了一个失败的英雄。

是啊，失败的英雄。可是，失败了还可称英雄吗？

施耐庵将张荣和张士诚的事迹都委婉地写进了那部千古奇书。

施耐庵在兴化并没有长久地住下去。不知是有人告发，还是他主动躲避，他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移居淮安王肇庆当铺小方壶斋。第二年，在淮安去世。51年之后，才由长孙施文昱归葬施家桥。

世纷乱遂有英雄出，这英雄可以是南征北战一统天下者，也可以是用文字指点江山以柔克刚者。兴化古志载“绕指柔”项：“平望湖中有冈阜处，乡人掘得古墓。无碑碣。中有一剑，屈之则首尾相就，去手复自直，知其为异物也。以盒藏之，出则铮然有声。刃利，断金铁不回。”

施耐庵著《水浒》，即是炼成了“绕指柔”。

蓝翔

故事时间跨度之长，人物活动背景十分广阔，内容丰富多彩，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