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祖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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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祖屋

文/顾世荣

我家的老祖屋，位于缸顾庄杨家巷35号，含七架梁的堂屋、两厢房、大天井和西南方的小天井、小草屋。三间堂屋及两厢房都是青砖小瓦杉木结构，建于清光绪年间。东西卧房与堂屋心用参（木）板隔开。卧房与厢房有雕花木窗相隔。堂屋有家神柜和大小餐桌各一张，以及与桌子配套的八张凳子。家神柜上常年摆放一套香炉烛台。堂屋有一个两头点的铜质煤油吊灯，此吊灯是民国初期从上海购置的，单点即可照亮全屋，双点则蓬荜増辉。从前缸顾庄很多家庭操办喜事都来我家借此灯增加亮度，烘托气氛。

堂屋心在大天井跟堂屋间有走廊和木门相隔，两端的侧门夏开冬闭，起通风和保暖的作用。两个厢房曾经都用作厨房，摆在东厢房门口的走廊上是饮用水缸，水缸都是淘米洗菜时从河里拎的水，我妈每周对水缸进行清洗，保证全家饮用水的干净卫生。大天井约五米的正方形，大门朝东出杨家巷。大天井南有嵌“福”字的背景墙，上檐是用小瓦砌的“铜钱”造型，中间是三米见方的石灰墙面，寓意清清白白、方方正正、财源滚滚。

清朝中晚期，我的祖辈们筚路蓝缕，坚持勤俭持家的理念，凭着吃苦耐劳的精神，披荆斩棘靠勤劳增收益，向土地要产出，创造了家庭财产的殷实，建造了当年缸顾庄壮观气派的庭院。在这光鲜的背后隐藏着深深的危机，即民国期间的一九三〇年时，我的曾祖父被侉子(绑匪）绑架，以变卖六十亩田产将曾祖父赎回，而后曾祖母下血本从本家那里购置了小草屋和小天井。其作用就是，倘若再遇到侉子（绑匪）上门抢劫，可从这里逃脱，此乃救生通道。因此这里与正屋和大天井不应景，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才改建为现在的平台。

我家老屋，当年曾是杨家巷的地标建筑，我的祖辈在这里过着崇文尚礼耕读传家平静生活。无论家境如何，诗书传家的理念一直在赓续，即使家庭遭遇不测，但谦让、仁慈、友善的这些道德品质始终遵循着。长久以来我家大门的楹联一直是：“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既是门联，也是我家家风的写照。即使曾祖父遭歹徒绑架勒索，使家庭田产遭受重大损失，但对子女教育未曾中断，我爸先读私塾而后学算盘和书法。当年他的毛笔字在缸顾庄同龄人当中曾名列前茅。七八十年代，缸三村很多人家砌屋上梁贴的梁庆对联：“上梁正逢黄道日，竖柱巧遇紫徽星”都是请我爸写的。

解放后，侉子（绑匪）被消灭，笼罩在祖辈们心头的阴影被根除。他们以全新的状态投入到大集体生产劳动中。尤其是我妈充当家里顶梁柱，无论是春寒料峭时踩着薄冰沤草塘，还是迎着凛冽寒风下荒田割草，都是吃苦耐劳的抢干在前，大集体期间年年获得奖状。我从小在祖屋里长大，对长辈们的习性耳濡目染，受良好家风的熏陶，继承着“笃学、友善、拼搏”的基因，促进了我的成长成才。

我家老屋，解放前有仁义友邻的特质。解放后功能在不断拓展。东三墙，成了文化宣传的主阵地，“毛主**”、“农业学大寨”等标语随四季轮回而不断更新。此处既宣扬了党的好政策，又擘画社会主义新未来。热情友善是我家的优良家风，加上桌凳数量充足，以及有铜吊灯的无私奉献，使得生产队社员会议经常在我家召开。七十年代末，家家户户都在为吃饱饭发愁，记得在一个下雨天，社员集中在我家就如何才能吃饱而展开激烈的讨论；白天没达成共识，晚上大队支书陈淮全亲自参加会议，他到会既是政策宣讲，也是鼓励社员放下包袱，敢于先行先试，只要增产增收，上级都是鼓励的。一直讨论到深夜，最后达成共识，即生产队先分小组搞承包，既生产模式没有离开集体的性质，又可以在缴足国家粮后小组按出工多少而分红。此次会议是分田到户的前奏，吹响了生产队改革的号角，吹散了社员脸上的阴霾。四小队的改革方案是在我家激烈碰撞后而形成的，老屋曾为四小队人口吃饭穿衣的改善助过力。印象中，从那时起，大人们开始为丰产丰收而夜以继日的劳作，他们对获得丰收特别迫切，连抽的香烟都是“丰收牌”。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改革的洪流不可阻挡。尽管我家老屋经历一九三一年的特大洪水以及一九七七年缸顾庄的特大火灾都岿然不动。盛极而衰乃自然规律，现在杨家巷及老屋也没落了。每次路过看到残门锈锁和杂草丛生，心里总是五味杂陈。别人都感觉巷子垫高了，老屋变矮了。而我觉得老屋没有矮，而是变深厚了，它的内涵更丰富、底蕴更厚重了，只是读懂它的人越来越少。近几年，它的局部开始坍塌，是因为它经受的风雨太多太多，时光和岁月对它消磨，变故和不测对它摧残；它感受过世态炎凉，目睹过家庭的兴衰起伏，经历了时代的变迁，见证缸顾庄的从前和过往。也许有一天它会坍塌，塌下的是它的砖瓦，它的优良家风和明清气质永远矗立在晚辈们心中。


文中照片全部由顾处清提供，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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