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说里下河马赋

沧浪之水888

里下河马赋

吴沁潼

马年说马，已成马年常谈。
里下河与马相关的地名很多：姜堰有马庄，高邮有马棚，兴化有马场基，与马相关的传说也不少，如岳飞抗金时的系马桩，至今仍在乡人口中流传。世人多追念金戈铁马、马革裹尸的沙场雄姿，多倾心赛场之上追风逐电、神采飞扬的骏马，亦多艳羡现代生活里驰骋四方、豪迈洒脱的悍马。

而我生于里下河，长于水乡泽国，目之所及是河网纵横，心之所系是桑梓故实。今日提笔，不写汗血宝马，不写神驹龙媒，只写一段沉埋于高邮、兴化方志《食货志》深处，鲜为人知的里下河马赋——即财税史上除田赋之外，里下河百姓肩头另一重沉重的实物税——马赋，是烙印在官府账簿上、久久难消的货币税——马折银。

里下河本是卑湿之地，港汊交错，湖荡连绵，土宜稻禾，水便渔舟，自古便以农耕渔猎为本，无山川旷野牧马之利，无鞍马驰骋之用。寻常人家出行，多以舟代步；田间劳作，唯赖牛力耕耘。马，于这片水乡而言，本是陌生而遥远的存在。可在明清两代，一道自上而下的马政之令，跨越千里山川，重重落在里下河这片低洼之地。

宣德年间，江南州县多以虎患、疫病、地狭为由，将朝廷寄养种马之役，层层转嫁至淮扬一带。高邮地处运河堤岸，为官方驿站所在，兼养马匹之赋，高邮、兴化首当其冲。

按制，马驹俵解于京，法本至善。惟兴化县地处水乡，无刍牧之地，种马尚且难以保全，安望孳生蕃庶？间有产驹，亦多羸弱蜷局，不堪实用。每至解送之时，官吏必往山东、北直隶产马之处收买上纳。是本县所养之马，既无益于国用，徒糜耗于民财。

且对比邻封，高邮、如皋等处，养课马一匹，免征田粮三百亩；养儿马一匹，免征田粮二百余亩。独兴化原非额设养马之地，并无田粮优免，养马人丁复应杂差，小民之苦，不可胜言。

据明代胡顺华《兴化县志》载：宣德年间，江南宁国府宣城县捏情申诉虎伤马匹，查将无马州县分派寄养，致派本县带养种马。明代胡顺华志载：课马五百四十匹，分每年起俵马一百八十匹，分为十一群，群长四十四名，兽医十名，共起解俵马银一千八百九十两。

于是，在水乡阡陌之间，便有了与泽国风情格格不入的景致：一处处马棚依田而建，一片片马场基平土为场，一个个村落因马而得名马庄，河畔渡口旁，还留下系马庄这样拴马驻足的地名。这些带着“马”字的村落，不是牧歌的遗迹，而是当年官马寄养、百姓应役的无声见证。

明代兴化旧志直言：“本县地极卑湿，绝无高埠，不堪养马，地方水湿，易生疾病，种马尚且倒死，小驹何由孳生？”一户养马，数户帮贴；一马孳生，阖乡受累。官府不问地利，不恤民情，只按册索马，按季催征。于是田垄之间，多了不该出现的马厩；稻禾之上，多了不该承受的蹄痕；渔舟之侧，多了不该背负的官差。

彼时之马，于里下河百姓而言，非伙伴，非祥瑞，而是一份逃不掉、躲不开的赋税。岁月流转，实物养马之弊日深，官吏盘剥愈重。揽头、兽医、差役上下其手，层层勒索，百姓卖田鬻子，倾家荡产，犹不能偿其苦。

有识之士早已痛陈：为今长治之计，宜具题请命，将现存种马五百四十匹，分别肥瘦大小，估价变价入官，银两或解京，或充本地军饷。每年额解马八十八匹，改按数征银解部。本县额设管马主簿一员，事简费繁，岁由群长轮流供应，所费不赀。若将种马变价，此官亦当裁汰冗员事例省罢。其本官俸粮及徭审、祗候、马夫银两，尽数充饷。如此，则国家收实用，百姓免养马之累，公私两便。

至嘉靖四十四年，知县程鸣伊奏准裁革实马，改为折色收银。县志原文：“将寄养前马五百四十匹，自该年裁革，每匹征银二十两，征完解府，转解南京兵部讫。”

我们以明清官定标准核算：1石稻谷为官秤120斤，1两银约折稻谷2—3石。一匹寄养种马折银20两，折合稻谷60石，合官秤7200斤，折合今市斤约8600斤。也就是说，仅兴化县百姓要为每一匹寄养官马，交纳稻谷七千二百斤（官秤），相当于一户中等农家数年口粮。

志书又载：“每岁起俵驹马八十匹”，仅马驹一项，岁征折色银一千六百两，折合稻谷近万石，合官秤一百二十余万斤。这一笔笔冰冷数字，皆是水乡百姓从稻穗里、渔网中、汗水里一点点挤出来的血泪。“马赋”由此从田野间的嘶鸣，变成账簿上的数字，成为里下河赋税史上一道沉默而沉重的伤痕。

里下河的水脉里，藏着一部沉郁的赋税长卷。明代马赋降临水乡，本是军役派生的额外之征，高邮、兴化泽国无马，却要纳马、养马、赔马，百姓苦不堪言。及至税制更张，马折银通行，实物之役化为货币之税，看似简便公允，却暗合明末大儒黄宗羲所痛陈的“积累莫返之害”——黄宗羲定律在此应验：附税悄然并入正税，旧负未除，新负叠加，纳税总额节节攀升，税改终成加赋之由。

县志里的数字，是刻在青石板上的血痕。兴化县五百四十匹公母之马，不是草原上的追风者，而是套在兴化脖颈上的枷锁。它们的蹄声，踏过的不是丰美的草场，而是盐碱低洼的滩涂。

于是，里下河的水，便成了马的眼泪。

渔民们放下渔网，去照料那些本不属于这片土地的牲畜；农夫们离开稻田，去缴纳那一千八百九十两的解马银。田赋的重轭尚未卸下，马政的枷锁又套上肩头。县志里说，“地少粮多，民疲差重，以致逃亡，逋负年复一年”，这逃亡的背影里，有多少是被马的嘶鸣驱离的？

本县疆界，旧有明载。先因孙关保奏陈欺隐田粮一案，朝廷将土民迁徙良乡、涿州，遂致土旷人稀，田土无主。迨正统、成化以后，弊端益甚：南有泰州势豪越界，侵占花胜等四十三庄熟田四千余顷；东有丁溪盐场逾越运盐河，占田五百余顷以为煎盐草场；北抵盐城地界，复为郝恩等刁恶侵占二万余亩。民屡赴告，终被强占并吞。

于是田归势家耕种，粮令小民包赔。岁月浸久，民困倒悬，逃户几及二千余户；夫马繁役，被杖而毙者不下数百人。东乡一带，二十余里绝无人烟，万顷沃壤，尽成草莽。

每遇催征，抚、按衙门虽知地方凋敝，岁报全灾，然例必征三分。官为多方凑借银三千余两，始能完课。其余驿传、夫马银两，岁欠二千有余，虽严刑催督，终难支应。民生憔悴，于斯为极。

胡顺华知县在条陈里痛陈：“富民益富，贫民益贫。”
臣窃以为：税粮以田而科，徭役因粮而起。天下无无粮之田，亦无无役之粮。乃势家大户拥田万亩，不纳升合之粮；贫弱小民身无寸土，反承重赋之累。富者益富，贫者益贫，不公甚矣。

那些势家大户，“有田盈万亩者，税粮不过十余石”；而小民们，“无寸土，雇倩佣工之人，反坐粮站甚多”，还要替官府养马。当吴广、周谦之流伪造文册、埋没钱粮时，当军灶之家“以有站为无站，甚至作为无粮、无站荒草柴场，历年欺隐，漫无查考”时，那些在滩涂里割草喂马的百姓，只能在鞭笞之下，将自己的血汗，喂给那些不属于自己的马。

里下河的马，从来不是战马。它们没有驰骋过疆场，没有踏破过胡尘，它们的一生，都在水乡的泥泞里，背负着一个王朝的军政重负。它们的蹄印，深深浅浅，最终都化作了县志里冰冷的数字：五百四十匹，一百八十匹，一千八百九十两，一十八顷九十六亩二分……

而那些数字背后，是渔火明灭的夜晚，是盐霜覆盖的清晨，是里下河人在重赋之下，一声声沉重的叹息。这马赋，不是草原的牧歌，而是水乡的悲歌。它唱的不是马的命运，而是人的挣扎——在这片被水与税双重围困的土地上，连风，都带着税银的沉重。

就在马赋与田赋双重重压之下，里下河又生一段惊心动魄的赋税公案。邻县如皋人孙关保上书，举报兴化田土隐匿、赋税偏轻，请求朝廷一体加增。一纸告讦直达京师，兴化百姓闻之，如坠冰窟。本已不堪重负，若再增税，则万千农户唯有流离失所。

为证清白、求一线生机，兴化乡民自发结伴，背负家乡泥土，千里跋涉，奔赴直隶府衙，以土辨质，以情说理。

他们背上的，是两包截然不同的泥土：一包是如皋高壤，干爽疏松，宜耕宜种；一包是兴化水乡之土，卑湿多水，湖荡相半，十年九涝。当堂勘验，一握成团，一捏成泥，土质高下、肥瘠悬殊，一目了然。乡民泣血陈词：兴化之地，非膏腴之田，乃沮洳之区；非平坦之野，乃低洼之乡。赋税已重，马赋尤苛，若再增税，则民无生路。朝廷派员复核，丈量田亩，查验土质，终知兴化赋役独重、民力已竭，旋即下诏：停增税，再核实，予减税。里下河一方生灵，得以喘息。这段背土上京、以土辩冤的往事，是水乡百姓用双脚走出的公道，用一抔故土写下的陈情表。

我曾在故纸堆里，一遍遍摩挲这段往事。兴化旧志明言，本县地不宜马，而独承马役，民不堪命；高邮志书亦载，种马之害，甚于他赋。那些文字平淡无波，却字字千钧。这里没有金戈铁马的豪情，只有柴门犬吠的愁苦；没有一马当先的意气，只有俯首纳税的卑微。马在别处，是英雄坐骑，是富贵象征，是文人笔下的风骨；而在里下河，它只是压在百姓心头一块沉甸甸的石头。

水乡的马，从未踏过边塞风沙，却踏碎过农家的安宁；从未载过将军凯旋，却载过无数苛捐与叹息。它们在狭小的田畴间局促度日，在潮湿的湖荡边苟全性命，最终化作一纸银两，汇入帝国国库。而养马人，依旧守着一汪碧水、几亩薄田，在赋税与风雨里，一代又一代挣扎求生。这段历史，没有载入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只藏在《食货志》的字缝里，藏在老人模糊的口述里，藏在里下河深沉而宽厚的水土里。

岁月流转，农耕时代的苛杂渐行渐远。至当代，兴化农业正税一度达八千余万元，田赋根脉仍在延续。2005年，神州大地全面取消农业税，绵延千年的“皇粮国税”就此落幕。昔日取自水乡的钱粮，化作财政转移支付基数，反哺里下河沃土。农民户口更是香悖悖，地力补贴百余元，种粮人补贴每亩百元，与马赋同源的实物税、货币税，终究彻底消散在历史长河。

马年再至，春风又绿里下河。今日之世，车马替代了鞍马，公路连通了阡陌，昔日沉重的马赋，早已化作历史陈迹。当年的马棚、马场基、马庄、系马庄，早已褪去赋役的沉重，成为寻常村落，炊烟四起，安宁祥和。当年背土鸣冤的长路，早已是康庄坦途；当年催征呼号的岁月，只留在方志与传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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